Oscar Rejlander 1857年的名作《Two Ways of Life》用了32張照片來合成，以當年的技術難度甚高。

 

一次機緣巧合的機會下，我跟美籍日裔攝影師Patrick Nagatani接觸上。Nagatani在八十年代末以核子危機作為題材的《Nuclear Enchantment》，曾於我在學時啟發不少的創作靈感。他的作品是融合繪畫、拼貼，再加實物拍攝的「劇場攝影」tableau photography。而有趣之處是在很多作品裡就算有很多人物造型的照片拼貼（很多還是真人般的大小），攝影師總會找個機會去混在「人群」當中，出現在照片上。固然跟觀眾來一個捉迷藏遊戲，亦同時用自拍元素來帶出這些作品其實也是夫子自道一樁。

Nagatani出生時剛好是廣島及長崎原爆後的十多天，還有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發生多項核電廠事故，包括美國三里島危機及前蘇聯切爾諾貝爾核災難，再加上Nagatani的父母跟那一代其他美籍日本人一樣，在二戰時，美國政府為防他們與日本通諜，將他們強制集中收容，被剝奪了人權，歷史及時事交織下的陰霾，觸發他的創作方向，他甚至搬到新墨西哥州居住，也就是美國政府核子武器的實驗場地所在，包括人類史上第一個原子彈引爆試驗的地方Trinity Site，這些地方現在都變成了旅遊景點。Nagatani除了諷刺當今一代忘記戰爭的教訓，也有用幻想的方式去重視核爆的景象。圖像來得非常夢幻，卻說著一個殘酷的現實。

Patrick Nagatani跟畫家Andree Tracey以美國核試的檔案照片為藍本的《Alamogordo Blues，1986》秉承一向對核子危機夢魘的描寫，還有一點是：哪個照片中的人物是攝影師真身？©Patrick Nagatani/Andree Tracey

 

縱然Nagatani的作品製作過程頗為複雜，但其實還是以photomontage為至基調。攝影蒙太奇也有人用集錦攝影（composite photography）混為一談。集錦的風氣在攝影術誕生早期已存在，攝影師如Henry Peach Robinson或Oscar Rejlander都把多張照片底片組合起來，製作一個個虛構場景。就算在當年技術諸多制肘之下，出來的效果都幾已接近鬼斧神工的境地；中國著名的攝影大師郎靜山的集錦攝影作品當年也名頌一時， 也令到往後集錦攝影在沙龍攝影界盛極一時。可他們都是著重場景的合成，二十年代俄國電影蒙太奇理論誕生，說明圖像在組合可以令解讀肌理變得異常複雜， 再加上往後的達達主義運動Dadaism推動下，拼貼collage被視為前衛的創作手段，也孕育出不少攝影蒙太奇的佼佼者，如德國的John Heartfield。

John Heartfield 的《超人阿杜夫》（Adolf The Superman，1932），簡單直接，不轉彎抹角，一看就明。

 

Heartfield的蒙太奇作品是當年一個非常犀利的「武器」。二三十年代德國納粹上台。當權期間，良知驅使他製作了大量作品去批判納粹黨及希特拉，他亦藉此痛斥一些藝術界同僚和市民的麻木無知。Heartfield的視覺語言運用清晰凌厲，簡單又直接，往往令人過目不忘。其中一張最有名的作品是名為《超人阿杜夫》（Adolf The Superman，1932）。照片中，希特拉Adolf Hitler的肖像跟一張X光片合而為一，看到他吃著滿肚子由資本家、工業家或軍火商進貢的錢幣，諷刺他口口聲聲說反資本家，另一方面斂財，為他們消災：對付工人運動和蘇共的威脅。正好印證他的名句「化照片為武器」（Benitzs Foto als Waffe）。

今天廉價的數字技術已能進行很精密的圖像合成，如著名以集錦創作的美國攝影師Jerry Uelsmann近年也把作業地方從以往的銀鹽暗房，轉到電腦桌前。

Photoshop出現令很多人沉醉於製作虛擬現實式的圖像，但內容往往走不出空洞的奇幻視覺格局，除了是過於在意工藝上的追求，也許是顧此失彼，忘掉了作品裡須包含哪些信息。他們也許嫌棄Nagatani或Heartfield作品裡那些相對粗糙的表現方式，但我會相信相對於他們的技藝，造就好作品的因素許多時候是作者的自省和良知：例如Heartfield當年對法西斯的痛心疾首，而年過六旬的Nagatani，今天潛心學習佛教，啟悟人生，那個比你的電腦更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