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獲悉美國攝影師、馬格林圖片社成員Jim Goldberg的新作《Open See》在英國展出，媒體報導不多，實在可惜。展出的仍是他擅長的邊緣社群題材，只不過是換了一些來自非洲、中東和東歐國家的難民、非法移民和尋求政治庇護的政治難民。跟他以往以邊青題材的《Raising with Wolfs》攝影集，可以看到人稱為「議題藝術」（issue art）、肌理複雜的紀實攝影計劃，除了典型攝影圖像，還包括錄像擷圖、書信、繪畫塗鴉等。其中他最為「招牌」的，是圖片上附有被攝者的文字。風格一如既往。當年自己受Goldberg成名作《Rich & Poor》攝影集影響何其深。以往拍攝福音戒毒青年的拍立得造像，我也叫拍攝的對象撰寫一些心裡的感受，有趣的是他們很多時候不是引述聖經經文，就是對我這位年青攝影師的個人感觀。今天回看Goldberg的作品仍然有種莫名的動容。

《Rich & Poor》顧名思義就是對富有及貧窮人士的視覺調查，拍攝他們造像之餘，亦要求他們寫上對攝影師圖片的觀感或純粹情感上的抒發。所得結果往往是富有一群在照片上的造型或肢體表演較僵硬，感覺關係比較疏離，而貧窮的一眾就令人感到家庭維繫比較強烈，身體語言的表達亦顯得率性而為得多。

給予被攝者話語權的還有美國攝影師Bill Owens在七十年代以美國市郊新社區為題的攝影集《Suburbia》。以幽默的態度，描述嬰兒潮誕生的新中產階層的生活狀態，不少人物肖像照片都附以家常閒話中選取出來的短句。例如書中有一個正在用餐的華人家庭，看得出正在吃熱狗，下面寫著：「我們住在市郊，不太吃中國菜，超市也沒有得賣，星期六唯有吃熱狗。」這些敘述妙在既不會破壞圖像的表達，帶有一種像漫畫人物對話的感覺，也可以豐富整個攝影集的閱讀趣味。

英國攝影師Gillian Wearing的作品《Signs that say what you want them to say and not Signs that say what someone else wants you to say》（不要叫我翻譯！），索性走到街上就地取材。隨意碰上路人，請求他把自己的想法寫在卡紙上，讓他們拿著去給她即席造像，沒有刻意挑選背景。其中一張最突出的是，一個衣著光鮮，一派青年才俊行政人員的模樣，面上雖帶著笑容，卡板上卻寫著「我很絕望」。Wearing的作品有趣在於挑戰讀者在解讀圖像時慣受文化背景所支配（例如衣履整潔代表事業成功），寫實主義Realism跟現實Reality的落差，和攝影師、主體及觀眾的三角關係中的權力支配。

當然再進一步是一些「權力下放」式的攝影活動，叫一眾慣常被攝的群體拿起相機，拍攝自己生活的環境，其中包括最常見的兒童、邊緣社群如性工作者、民工、農民……等等，這種脫胎自八十年代美國攝影記者Jim Hubbard辦的Shooting Back工作坊，這幾年坊間團體舉辦過的已為數不少，不贅了。

我也曾提及這些攝影計劃問題往往在於，當事人很多是受專業攝影師或從業員訓練簡單的攝影技巧，或其後由他們篩選作品，在欠缺主動性下，很多時始終不能擺脫這類策劃人的美學觀念或意識形態所主導。《Shooting Back》亦由於Jim Hubbard的攝影記者背景緣故，致那些經選取的作品都有很濃厚的黑白經典紀實攝影風格。或許主催人慶幸這些兒童能產生得到這種水平的作品，我會傾向認為這些機構應該讓他們有享受攝影或觀看事物的樂趣，多於要求他們要處於一個「有話好好說」的境地，或急於求功要教育他們用相機來說話。

曾經看過一段有關《Shooting Back》的新聞，Jim Hubbard發現《Shooting Back》的名稱在2007年遭巴勒斯坦某倡議組織挪用。那個團體組織年青人運用錄像，去把以色列殖民區裡巴人遇到的不公用錄像紀錄下來，希望得到以色列及國際社會關注。老掉牙的左翼說法是「用相機作為武器」，但在以巴這種極度高危的衝突空間，叫未成年人冒險去作業已是說不通，有時候亦有事件要訴諸法庭，這些小伙子亦要去曝光作證，其危險不言而喻。事實那個組織的員工經常受到言語暴力甚或是肢體暴力。Hubbard不是因為自己「商標」遭盜用而感到生氣，而是自己的理念被曲解誤用。他一心保護弱勢社群兒童的權利，卻遇上另一個有意無意間剝奪他們受保護權利的組織「shooting back」了。